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切实解决执行难，制定强制执行法，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

最后是政治宪法学面向中国未来的政治观--法治的政治观。在当今这样一个转型社会的非常时期，中国宪法的政治性是回避不了的，政治宪法学其中也有截然对立的两种政治观。

施米特所具体揭示的法治国家以及其宪法律中的组织原则和分配原则，是建立在魏玛宪法的基础上的，即在一个资产阶级法治国基础上的，其政治性原则的缺乏遭到施米特的批判，也就是说，其敌友政治的宪法决断并没有凸显，还处于延宕决断的状态。由于这个路径的宪法学内容很多，我在此重点探讨一下何为英美宪法中的"政治"议题。因此，英美宪法的政治与自由具有实践的品格，并不预先划分宪法结构的位阶，像施米特那样区分宪法与宪法律，并抽象地区分敌友，然后建立资产阶级法治国。如果人民以自由为敌人，即便是多数人的意志，也是自由之敌，因此也是国家之敌。同样，就一个国家来说，其政治性，不在于是否区分敌友，不在于有没有宪法制度，而在于是否维系一个自由的共同体，在于有没有一个抵制专制独裁的自由政体。

所以，宪法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宪法学必须要有自己的政治观。不过，其短板也是明显的，即空无内容，没有社会内容，没有革命问题，没有制宪建国的议题，没有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法律传统等一系列近现代法治宪政问题，就像一门纯粹的数学，对于所有人、所有时代都是一样的。对无理缠访应该有一定的约束或者制裁措施，而信访条例关于维护信访秩序的相应措施在实践中具有手段不足的缺憾。

有如此机制作为支撑，完全可以期待信访实效性得以保障《说明》并没有针对缠访入县志作进一步说明，而是介绍了相关制度建设情况。众所周知，信访的首要功能是信息传递，其作用在于表达民意、联系民情、解决民需，为相关部门决策和展开工作提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对公权力起着监督制约作用。(4)重大信访事项人民公开听证制度。

(2)有理越级上访责任倒查机制（主要对没有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干部实行问责)。有如此机制作为支撑，完全可以期待信访实效性得以保障。

对无理缠访应该有一定的约束或者制裁措施，而信访条例关于维护信访秩序的相应措施在实践中具有手段不足的缺憾。尤其是《说明》所阐述的信访工作4项机制，若能在实务层面真正贯彻落实，则是健全信访制度、确保信访实效性的重要举措：(1)信访办理评判核查机制（主要核查群众的合理诉求是否解决到位）。另一方面，信访具有直接或者间接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秩序、实现和救济权利利益的功能，它是我国解决纠纷和救济权益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有其自身的领域范围，不是万能的。在做好上述4项机制建设的基础上，在积极解决信访群众的具体困难和依法规范信访工作秩序的基础上，在依法履行了告知义务的前提下，若当事人对依法不予受理或者已经依法处理过的事项依然坚持信访的话，就可能构成无理缠访。

这样处理本身有助于淡化争议，使人们将该县缠访入县志与有理越级访责任倒查等举措一并置于分析视野，进行较为全面的评析，避免片面的抨击。信访是联结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但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了解相关制度安排而选择了信访这种途径的话，信访部门应当告知信访人依法定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这座桥梁、这条纽带，必须始终保持牢固、可靠、具有实效，不容许梗阻，更不允许断裂。

该县政府新闻办公室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于7月26日发布《关于陕西旬阳：将无理缠访者写入县志一文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就有关情况对广大网民进行了说明，为我们深入思考完善信访制度的实效性保障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素材。如此处理，体现了该县在网络舆情应对和危机管理方面的能力，亦可期待其在信访处理方面做得更好。

以入县志的措施来应对无理缠访，这种路径选择似乎具有可支持性，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相关治理手段的创新应当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所以，无论是在事务管辖上，还是在地域管辖上，乃至在时效适用上，信访都应当是无禁区的，是全方位、全时空开放的。

(3)信访事项办理书面结论机制（要求各级各部门和干部，要及时受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并及时将办理结果书面答复信访群众，确保及时受理、及时办理、及时答复）。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当事人依然坚持通过信访的方式解决的话，则不会被受理。信访条例规定，凡是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进入专题： 信访制度 信访条例 。 近日来，陕西省旬阳县要将无理缠访者写入县志留恶名的报道引来热议，既有批判否定的主张，亦有支持肯定的观点。与整个纠纷解决和救济机制的设置和运作相协调，对相关问题的解决处理出具相应的建议，信访也发挥着整合各种既有制度资源、间接解决纠纷的功能。

在由指导、裁决、调解、仲裁、信访、复议和诉讼等构成的行政救济法体系中，信访应当与其他制度和机制相协调，各种制度相互补充。如果还有人缠访，则应当适用私人权利界限论了。

试图通过信访来解决所有问题的观念和做法，尤其是无理缠访，是不可取的。在这层意义上，缠访无理缠访等概念自然是不成立的

[19]例如，王海对某介于保健品、食品与药品之间的品牌是否需要被监管所进行的监督。中央虽然巳经下放了权力，但依然是地方事务管理的权力主体，而地方事务管理作为一种职权，中央也仍是地方事务管理的责任主体。

而在司法层面进行事后弥补时，根据地方治理的内外部形成机制可以分为内外两种控制机制。如果地方事务不在中央权力下放的范围之内，那么也并无法律强制要求地方来管理这些事务。另一方面，除了地方之外，中央权力下放后民众也参与到地方事务的管理过程中来。【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宪法价值评价研究（编号：14BFX1108）及重庆市2011计划重庆市地方立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阶段性成果。

（2）中央的权力下放与地方权力的自主行使之间并非法定的对应关系，也没有相应的责任机制来约束地方的自主权力行使。在此基础上再通过立法确定地方治理中中央与地方各自的权限。

com/a/20070111/001154.htm，2014年9月15日访问。社会组织在其设立目的的范围内只要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就要积极参与地方治理。

程序能确保所有有关利益得到同等考虑，各方都被赋予同样的权力，从而寻求尽可能合理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偏好。除了法律层面，在政策层面中央单方面管理地方事务的模式体现得更加明显。

二、地方治理中权力真空的形成 虽然地方治理开始逐步突破中央单方面的管理模式，但在中央单方面管理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地方治理并非中央通过法律所确定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及社会组织之间关于地方事务管理的权限划分的结果，而只是中央权力下放后地方事务管理合理化的结果。[3]因此，虽然法律规定了地方事务的管理权限与范围，但是中央照旧可以通过立法无障碍地延伸到地方的所有领域进行管理。职权法定 我国作为单一制国家，在地方事务的管理中，随着中央权力的下放，民众、地方、市场与社会组织等主体逐渐进入地方治理中。在立法难以普遍规范的情况下必须先借助负面清单管理的基本理念与契约等法定形式规范地方治理，只有这样才能在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之间形成较稳定的治理预期。

1.由地方权力行使与民众参与所引发的地方治理。而这些社会组织能否参与地方治理、如何参与地方治理在组织成立时就已经内含于其组织形态中，否则就不能被核准成立。

在市场规则之外的财产制度、自由竞争制度以及城乡和区域结构都制约着市场规则的运行并影响着市场治理中权力真空的形成。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法定授权的地方自主权力行使，同样是中央权力下放的一种政策实践而非法定权力配置的结果，因为并无列举性的授权事项规定而仅有否定性的原则规定。

在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下，地方政府要为市场本身提供基础性的救济保障，以确保在市场竞争中的失利者可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保障。在缺乏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地方治理实践中极易形成权力真空。